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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泽类对比 - 他被誉为改革先锋,平反张志新案,主政五年就使广东跃居全国第一

发布时间:2020-01-11 18:52:24 人气:2858

花泽类对比 - 他被誉为改革先锋,平反张志新案,主政五年就使广东跃居全国第一

花泽类对比,文/何立海 高荣朝

任仲夷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顾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原第一政委。他是邢台市威县西小庄人,是邢台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35年参加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1月1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仲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一生。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家乡人民更加怀念他。

1934年秋,20岁的任仲夷和杨易辰等几位同学,由天津河北省省立法商学院,转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在同校同系的著名学生领袖、北平学联主席、共产党员董毓华的带领下,奋勇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写标语,撒传单,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串联,声援抗日,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快速成长。1936年2月,任仲夷在中国大学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中国大学团支部委员。不久,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取消共青团,原有团员一律转为共产党员。1936年5月,任仲夷转为共产党员,并任党支部组织委员。6月,上级决定由任仲夷担任党支部书记。此时,日寇侵华日益猖獗,北平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其后一年,他领导下的中国大学进步力量成为北平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先锋队。

因为青年任仲夷作风严谨,反应机敏,处事周全,能力过人,很快得到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的赏识。1937年6月中旬的一天,黄敬直接到中国大学学生宿舍面对任仲夷布置任务说:“市委决定,现在有一个任务让你和北大的党支部书记小曹一同去做。你们到北平西郊八大处一带,寻找一个适合搞露营的地方,目的是利用暑假以举行露营活动的形式,从各基层党支部抽调一部分党员,开办党员短训班。明天一早,小曹会来这里找你。”

第二天,小曹与任仲夷接上头。两人虽初次见面,却毫无陌生之感,亲密合作,一起完成了市委交办的任务。

十来天后,日军加紧侵华挑衅,北平城上空战云密布。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王德通知任仲夷:“组织上决定你调离中国大学,到北平市西北区担任区委书记。”22岁的任仲夷临危受命,万死不辞!1937年7月中旬,北平的前线战火在燃烧。任仲夷作为西北区委书记夜以继日奔走于各党支部之间,参与组织北平学联在市民中发起的“为前线捐献一万条麻袋”,“为前线官兵捐献一万件背心”等运动。

任仲夷在西北区指导各校组织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和联合救护队,上前线护理伤员,又组织民先队员奔赴廊坊前线向守军官兵搞慰问活动。

◆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在撤出北平前夕合影。

北平陷落后,市委书记黄敬召开市委紧急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学生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分批撤走,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活动。任仲夷按照市委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北平,把区内党组织和党员都安排好,组织一批批人员安全撤离,直到8月上旬才把一切安置好。

这时,济南成了平津流亡学生的最大集散地,黄敬要求任仲夷尽快赶赴济南,到那里接收北平流亡学生中党员组织关系,把他们转到全国各个战场,完成后他再转到抗日根据地。

任仲夷在济南期间,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使大批青年党员、学生经他的手分赴延安、重庆及全国各地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任仲夷历任鲁西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东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专职政治教员、党总支书记,冀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冀南区党委干部教育处副处长、党校校长、党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冀南五地委、二地委常委兼专员,邢台市委书记、市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仲夷历任大连市副市长、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书记,旅大行署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仲夷历任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军分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6月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3月,奉党中央调遣,任仲夷阔别曾经工作26年的黑龙江省到辽宁上任,开始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不久即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全面负责辽宁工作。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想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他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开展“揭、批、查”,粉碎了“四人帮”在辽宁的帮派体系,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稳定了形势。他大力推进全省的工农业生产,积极提倡农民致富,率先搞活农贸市场,主张对企业放宽政策,松绑放权,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发展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有力地推动了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这期间,任仲夷曾经干了两件轰动全国、影响深远的大事。

一、坚定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两种思想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们从极“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1977年,任仲夷调任辽宁省委工作、特别是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面对着这个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即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年前,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呼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积极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任仲夷极为高兴,随即着手撰写了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题目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字,刊登在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第8、9期合刊上,不久,《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同年,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任仲夷是省委第一书记中最早表态的三个人之一。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前左)与任仲夷(前右)在本溪火车站亲切交谈。

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1978年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的文章,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二、旗帜鲜明地平反张志新冤假错案。任仲夷不仅是真理的捍卫者,而且是真理的践行者。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仲夷力主为张志新冤案平反昭雪。这是他勇于捍卫真理,纠正“文革”错误的又一壮举。

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女党员干部。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她惨遭“四人帮”杀害,年仅45岁。

平反张志新冤案,任仲夷起了关键作用。冤案平反过程,阻力很大。一是来自于张志新案原审法官的抵制。二是来自于为张志新案定性定调的原省委领导抵制。三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同时她也指出了毛主席在建国后所犯的一些错误。在当时,凡涉及到毛主席的案件都被认为是“禁区”。面对此情,省委中有的领导同志开始动摇,任仲夷依然坚定地说:“排除一切干扰,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

任仲夷为平反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关于张志新批评毛主席的言论,应列入神志不清时所讲。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仲夷也只能这样才绕过了“禁区”。

1979年3月9日,任仲夷主持召开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为张志新冤案平反事宜。

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三年之后,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证明了张志新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调中央工作,任仲夷、梁灵光走马上任。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主政广东5年,他大胆提出一些在当时不亚于石破天惊的理念,提出了“先行一步”的观念,使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沿。

到广东工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缓改革”的阻力。

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办特区的问题。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

而任仲夷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不能“缓改革”。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所以不能“抑需求”……由于搞经济调整,广东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但由于以任仲夷为首的省委政策对头,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实现了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2年1月,任仲夷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当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营业,任仲夷到场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982年6月,任仲夷(左一)在深圳蛇口听取袁庚(中间蹲者)关于蛇口发展规划的汇报。

个体户雇工是个敏感而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当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两个,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怎么办?任仲夷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经济学家郑炎潮把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仲夷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

秉承这一思路,任仲夷在广东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改革。1983年,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1984年初,中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管理体制。

在任仲夷的推动下,到1983年,广东的物价几乎全部放开。

任仲夷多次要求办好深圳、珠海以及汕头经济特区,并主持下发了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工业特区四个具有政府性质的权力,让其大力吸引外资及发展外贸经济。

面对特区非议,任仲夷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愈加深入,在借鉴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腐朽生活方式,西方人的一些糜烂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跟了进来。怎么办?任仲夷及时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思想理念,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特区速度更快。一些人为了发财致富,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1981年底,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会议还印发了反走私等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任仲夷和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明确表示:政策不会变,但要总结经验。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到广州。没几天,胡耀邦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得知会议情况后,认为广东的同志(实际主要是指任仲夷)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还是请他们再来北京一趟。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胡耀邦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一直谈话到深夜。胡耀邦等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谈到最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

翌日,任仲夷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任仲夷的这份检查既有真心的地方,也有违心之处。任仲夷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他认为,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这是任仲夷参加革命以来,仅有的一次向中央写检讨。这次进京,后被称为“二进宫”。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广东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根据中央精神,任仲夷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任仲夷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

两省座谈会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调研。半个多月后,章蕴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来广东视察。他告诉任仲夷,小平同志把章蕴的报告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而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仲夷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任仲夷退下来后,不肯在机关保留办公室,马上搬回家学习和工作。

1985年,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凡年过68周岁的中央委员,一律辞去中央委员及行政职务”的决定,任仲夷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按惯例,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并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党的“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组织上也并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按程序选举时,却出现了意外。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十人、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正式选举时,更是全票当选。不仅如此,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可见,任仲夷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是多么高!

除了党“九大”之外,党的八至十六大,任仲夷全部参加了。“九大”召开时他还被关在牛棚里。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罪名”都查无证据,唯有反对林彪“顶峰论”的“罪状”有铁证。原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说过,“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难道就不发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

有据可查,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参加党代会届数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岁最大的正式代表!

邢台是内陆欠发达地区。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以此协调和引领邢台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广州市寸土寸金,在中心区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并不容易。前去联系此事的同志在拜访任仲夷时请求关照,任仲夷动情地说:“邢台是我的老家,我早年也曾在那里任职,虽然很多年没有回去,但那里的亲人和那里的发展变化我还是很关注的,在广东,尽管我已退了,有些事还是可以帮忙的。”没多久邢台市驻广州办事处就挂牌成立,开始工作。以后,每年办事处都会在广州、澳门、香港举办邢台市招商引资洽谈会、招商项目发布会,任老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积极参加祝贺,以自己的影响力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人脉为招商引资聚气、提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邢台市委、市政府决定抽调27名县处级干部到广东挂职锻炼,让干部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实践中解放思想,获取改革开发的经验。开始以组织渠道向广东方面联系,都以挂职名额有限,挂职人员太多,不好安排为由予以回绝。不得已,只能惊动任老,广东组织部门很快回电,“你们挂职干部的事落实了,这是作为任老的老乡特事特办的。”

◆2004年10月,任仲夷回到阔别60载的家乡。

2004年10月,任仲夷回到阔别60载的河北威县西小庄老家,看到乡亲们的日子发生很大变化,但与广东南方发达地区相比还差得很远,不免心里酸楚楚的,特别是走进村小学,看到孩子们在破旧、简陋的条件下学习的场景,唤起任老的怜悯之心,随即决定捐出10万元,为村中盖一所小学。在场陪同的市、县领导也纷纷表示捐助。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仲夷小学,不管是硬件建设,还是教学质量,都是全县一流的。

2005年9月24日,是邢台解放60周年。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纪念活动领导小组,计划届时邀请部分老干部参加纪念大会,任仲夷不仅是邢台解放的亲自参加者,而且是解放后第一任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加之任老的威望,当然地被列为第一号邀请对象。荣幸的是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于5月底向任老发出邀请电,任老在电话中说:“我很想回去,只是身体不行了,到时候再定吧!”8月份再次联系时,任老的老伴王玄老人接电话说:“对不起了,仲夷同志生病住院了,恐怕是回不去了,请向家乡的同志们问好!”当我把任老不能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消息通报给市委领导时,大家都感到遗憾。随后市领导指示,再次联系一下,希望任老能为《承前启后,发展邢台》纪念画册题词。再次联系时,王玄老人在电话中说:“我会转达你们的心愿,看情况吧!”令我们惊喜的是,几天后,我们就收到从广东寄来的航空邮件,打开一看,果然是任老的书法墨宝,“发展”两个大字,运笔流畅,挺拔隽逸,落款处“任仲夷”三个小字及他晚年常用的“是是非非”红色印章端庄排列,赫然在目,第一眼看了就爱不释手。为表示感谢,当天我就给老人家回电,王玄老人在电话那头说:“要不是家乡的纪念活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会写了,这是仲夷同志在眼睛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凭感觉给你们写的。”多么好的老人啊!仅仅两个月之后的11月15日,任老就撒手人寰,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发展”两个大字竟成了他的绝笔,更凝结着他老人家对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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